1935年，遵义会议成功举行，会上决定让毛泽东担任红军的军事指挥官，负责领导军队的作战事务。
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。很多人知道，周恩来为会议顺利召开立下大功，他全力支持毛主席，确保了毛主席能成功领导红军。
很少有人了解，在那场关乎我党前途的会议上，王稼祥的贡献与周恩来同样重大，甚至不相上下。
初到苏区时，因不了解毛泽东，王稼祥对毛泽东“诱敌深入，集中兵力”的军事策略未置可否。但那时，中央里确实有不少干部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持怀疑态度。
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深感敬佩，从此成为其坚定支持者。
在一次中央会议上，王稼祥提出：“苏联的城市暴动模式不适合我们，我认为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，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。”
毛泽东最终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层，令人惋惜。然而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认同，让他深受感动。
毛泽东不再参与中央决策后，王稼祥非但没有和他疏远，反而更坚定地支持他，并在多次中央会议上，都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发声。
在第四次反围剿时，毛泽东虽不再指挥红军，但王稼祥和周恩来仍与他一起商量如何打好这场仗。
湘江战役后，中央红军牺牲了五万多人。这时，毛泽东和王稼祥都认为红军该去敌人力量较弱的贵州。两人对未来的行军路线意见一致。
王稼祥建议张闻天，说需要和大家一起商量下，组织一次会议。他希望集合众人的意见，共同讨论接下来的计划。
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他与王稼祥的深入交谈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王稼祥主动联系了多位领导，不光是张闻天，还有周恩来、朱德、聂荣臻等重要干部，一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。
1935年1月，红军成功占领遵义。考虑到已暂时甩掉国民党追兵，中央决定在遵义休整约两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遵义会议得以举行。
毛泽东后来指出，遵义会议能成功召开，周恩来功不可没。其实，王稼祥也是关键人物，他根据党史记载，是首个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。
遵义会议时，王稼祥虽重病缠身，但仍毅然决然地参加，因为他深知，这关乎红军的未来与命运。
毛泽东批评博古、李德军事指挥后，王稼祥也发言。他认为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表明，只有毛泽东领导，红军才能不断胜利。王稼祥的话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会议经过商讨，决定取消博古、李德等人的指挥职务，同时，通过投票方式选出新的红军军事领导人。
王稼祥率先投票支持毛泽东，这一票成为了关键。随着他的选择，多数领导人也相继投票给毛泽东。
遵义会议后，王稼祥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，与毛泽东、周恩来并肩工作。
在第五次反围剿时，周恩来屡次建议中央，希望毛泽东能重回领导岗位，并为此多次与李德等人据理力争。
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的重挫后，周恩来深刻认识到，红军若缺少毛泽东的领导，将无法前行。
长征途中，中央在通道紧急开会。毛泽东能重回会议，他提出的进军贵州方案能获通过，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和推动。
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，离不开周恩来的关键支持。作为中央最高三人主席团成员，他的同意至关重要，可以说，没有周恩来，遵义会议难以顺利举行。
遵义会议上，周恩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，他强调，为了让革命走向胜利，红军必须更换指挥员。
聂荣臻后来回忆说：“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位同志的大力支持，对于毛泽东同志能够成为军事上的领头人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”
在遵义会议上，除了周恩来和王稼祥，张闻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，他支持毛泽东，是毛泽东能够成功当选为军事领导人的关键人物之一。
起初，张闻天站在王明一边，对毛泽东并不熟悉。但张闻天性格正直，并未因此而对毛泽东产生敌意或打压他。
在与毛泽东深入相处及见证他屡次带领红军获胜后，张闻天逐渐认识到，毛泽东才是红军最理想的领导者。
在遵义会议上，张闻天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，强调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应由毛泽东来引领方向。
遵义会议结束后，张闻天积极行动，他多次与领导同志沟通，努力增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更多同志逐渐聚集到毛泽东周围。
说回王稼祥，由于身体不好，他休养了很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稼祥担任了我国第一位驻苏联大使的职务。
后来，王稼祥因身体状况不佳，只能暂停手头的工作，安心休养。
1972年，王稼祥经过长时间调养后身体状况明显改善，他给总理写了封信，表达自己希望重新投入工作的意愿。
针对此事，周恩来总理专门去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并请求指示。
周总理手持王稼祥的信，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王稼祥想重返工作岗位，您怎么看这事？”
如果遵义会议没能召开，我党前途难料。但显然，若红军仍由博古、李德指挥，必遭国民党重兵重创。所以，王稼祥的关键一票，某种意义上救了无数红军，让我党避免了诸多曲折。
